其實是有點冗長的讀書摘要。
讀完這本書後深深的被朴裕河教授對於慰安婦的論點所震懾，顛覆我過往對於慰安婦議題的認知。在僵持不下的慰安婦論爭中，《帝國的慰安婦》提供另外一種別於民族情緒的視角，在泥淖中找尋議題的出路。
不同於主流慰安婦的敘事，《帝國的慰安婦》挑戰了韓國對於慰安婦議題長期以來的論述方式，此舉也引起廣大的迴響以及爭議。多數人對於朴教授的批判為論點以偏概全，或是過度以帝國殖民者的觀點看待慰安婦，形同二次傷害。
不過，倘若仔細閱讀此書，應該能夠理解朴教授的意旨不在使用單一或少數個案來否證其他人的生命經驗，相反的，朴教授主張反而正是不能用多數人的想法抹煞少數個案的生命經驗。故其耗費了大量的篇幅在書寫各種不同於主流論述的慰安婦經驗，這意味著擁有著多數人不同經驗的人，也不應該因為政治的需求，而被大眾選擇性的遺忘。
雖然朴裕河教授的觀點在韓國、日本等地遭受到許多挑戰，但其論點大體來說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錯誤。在思考慰安婦議題上，《帝國的慰安婦》仍具有一定的討論價值。如果對慰安婦議題有興趣的話，非常推薦閱讀本書。
自終戰以來，包含臺、中、韓等曾經被日本侵略、殖民的國家，無不向日本提出抗議以及索賠，要求日本負起戰爭的罪責。
其中最備受爭議的議題便是慰安婦。慰安婦議題涉及國族、性別、政治、個人生命經驗等不同面向，由於涉及面向之廣，處理起來極為複雜，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程。終戰至今已七十餘年，但這項戰爭惡行仍持續活在諸多人的夢魘中，且不斷地被大眾提起、討論。
「正視過去的歷史不代表否定慰安婦的悲慘。即使他們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只要『日軍慰安婦』是當年日本國民動員的對象，他們個人的悲慘命運，毫無疑問的，就是殖民地的統治結構所造成的。」（頁129）
記憶政治的角力
處理慰安婦議題之艱困點在於，此議題涉及了慰安婦脆弱的生命經驗，任何有可能違抗慰安婦經驗的論述，都可能再次地對慰安婦產生傷害。自己親身的受害經歷遭到質疑，那是何其殘忍的事情。
但本書作者韓國世宗大學朴裕河教授並無想否認任何慰安婦的受害經驗，而是想重新的理解「慰安婦」在日本帝國結構中的角色，可依舊觸碰到了韓國社會的敏感神經，因而被貼上「親日」的標籤。
在《帝國的慰安婦》出版沒有多久以後，作者便被當地慰安婦控訴「扭曲歷史」以及「妨害名譽」。官司纏訟三年多，也在去年（2017)年初才獲判無罪，但後續仍在上訴當中，今年（2018）的二審又再度被韓國法院判刑。
不過比起可能違抗慰安婦的經驗，作者會遭受到如此強烈的批評，更有可能是因為違反了某些人的民族情感。「慰安婦」的議題在韓國社會中成了意識型態對抗的戰場，議題的主角成了「親日」與「韓國民族主義」兩種意識型態，而慰安婦的真實情緒成了他者。
為了要對抗「韓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諸多「慰安婦否定論者」再三地強調慰安婦僅是賣春婦，否認了慰安婦受害的事實，也忽略了戰時的社會結構。同樣的，為了要反擊這樣子的論述，「韓國民族主義者」也僅是一再形塑慰安婦的悲慘經驗，拒絕其他慰安婦經驗論述的可能性，企圖攏絡社會大眾的情緒。可無論何者的論述都否證了一部分人的經驗，對於慰安婦來說皆是傷害。當民族情緒凌駕於受害經驗之時，慰安婦的議題終究無法找到出路。
本書作者正是為了要跳脫民族主義的情緒，藉此對抗已然成形的公共記憶。慰安婦議題涉及到諸多人脆弱的情緒，在釐清的過程中必然的會觸碰到敏感神經。但若不試圖釐清傷痕的成因，只會留下誤解與仇恨，很難會有達成和解的一天。
慰安婦議題在韓國的開展
韓國當地的慰安婦議題話語權長期被「挺身隊對策協議會」（簡稱挺對協）所掌握，從1990年代慰安婦議題浮上韓國社會的檯面開始，韓國社會或甚至是國際社會對於慰安婦議題的認識，都是建構在挺對協的論述之中。不過，挺對協的運動策略中夾雜了許多民族主義的情緒與偏頗的認知，致使慰安婦的倡議運動經常失焦。為了引起民眾的關注以及憤怒，挺對協將慰安婦塑造成「完美受害者」的姿態，以少女、強迫、無辜等形象包裝慰安婦，刻意去除了慰安婦其他面向的情緒，以符合整體慰安婦運動路線。
公共記憶的壓制
以引起民眾關注慰安婦議題為目的的角度來看，挺對協的操作策略毫無疑問的十分成功，但從想要釐清慰安婦議題的責任歸屬來談，這樣的操作策略在長期下來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每一位慰安婦的生命經驗都並不相同，並不能用單一的視角看待所有的慰安婦。當「慰安婦」被挺對協建構成固定的形象後，因爲民眾情緒的激化，也使得部分慰安婦的記憶因為不符合民族主義情緒所需，害怕遭受公共輿論指責的緣故而被壓制，因而不敢發聲談論違抗主流論述的生命經驗，反而造成部分慰安婦再次受到傷害。
曾有原慰安婦女性與挺對協之間因為理念的不符，產生了嚴重衝突；也有慰安婦曾經坦言自己厭惡慰安婦聲援團體「分享之家」，因為在那邊並不容許他曾經與日本士兵相戀的故事。在話語權皆被挺對協等主流團體掌握的情況下，那些慰安婦的心聲並未受到韓國社會的重視，且這樣的心聲逐漸地不容於韓國社會的之中。
「讓她們『害怕會出問題』的，正是韓國社會集體的潛意識抑制，唯恐他們的體驗與記憶，會破壞『受害者朝鮮』的形象塑造與自我認知。⋯⋯這種暴力性本身，無疑就是一種『帝國』的行為。本來是帝國受害者的殖民地，卻積極複製此一暴力性，實在是自我矛盾。造成這個的理由無他，只為了形塑新的韓國，國家必須介入，篩選社會成員的記憶，留下『國民』應有的『正確記憶』。」（頁96–97）
重新認識「朝鮮人慰安婦」
必須再三強調，作者並不是為了日軍在二戰時期的行徑找藉口開脫，關於殖民地的受害，日本帝國無疑需要負起最大的責任。但對於戰爭責任歸屬的探究不能止於此，僅把所有的過錯怪罪給日本帝國，這無助於創傷的撫平，只會使仇恨蔓延。
本書不從慰安婦的受害經歷寫起，而是從「慰安婦」在日本戰爭動員體系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作為出發，將慰安婦議題的關注焦點放在「受害女性的道歉與補償」之上。企圖要跳脫韓國過去對於慰安婦的理解總是建築在受害者的控訴之中，去試圖釐清「慰安婦」在戰爭時期到底是怎樣的存在。
「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朝鮮」
首先需要意識到的事情是，當時的朝鮮正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朝鮮已經被日本帝國視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必須清楚的認知到朝鮮與日本的關係並不等同於荷蘭、中國等敵對國家，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定位。換言之，當時日本帝國在招募慰安婦的時候，是把朝鮮人當作日本國民來招募的。
慰安婦的招募也同時在日本內地進行，甚至慰安婦招募廣告是直接被刊登在日本帝國的《每日新報》《京城日報》等報紙上頭的。由此可見得，士兵對於慰安婦有所需求，對戰時的日本帝國來說不是件需要被隱瞞的事情，也並不是因為朝鮮是殖民地而特別徵召殖民地的女性來充當慰安婦。
至於為何朝鮮人慰安婦的比例會佔據慰安婦總體的多數，其因可能來自於朝鮮的經濟狀況並不如日本來的富裕。在加上朝鮮對於貧困女性的歧視下，朝鮮婦女較願意接受慰安婦的召募來謀求一份收入較高的工作，才導致朝鮮人慰安婦的數量偏多。
慰安婦並不等同於敵國女性
其次，「慰安婦」跟「敵國女性」是不同的概念，在諸多論述當中皆把此二者概念混淆，實屬嚴重錯誤。「慰安婦」是日本藉由戰爭動員國民所招募而來的，與戰爭時期的敵國女性有著很大的區別。日本在當時雖然對朝鮮女性仍有所歧視，但並沒有企圖將朝鮮女性當成敵國女性看待而恣意強暴。兩者雖然同屬於戰爭暴力皆需被譴責，但兩者要追究的程度還是有所區別。
曾有朝鮮人慰安婦表示目睹了日軍強暴中國女性並且殺害的過程，而自己卻逃過一劫，並不全然是因為這位慰安婦運氣好，而是因為他是「朝鮮人慰安婦」不是「敵國女性」，故沒有被當作被強暴的對象。
協力者、業者角色的缺席
再者，過去對於慰安婦與日本帝國的關係理解上總是過度的簡化其中的脈絡，因而忽略掉協力者與業者的角色。然而，業者在慰安婦與日軍間的角色極為重要，從慰安婦的證言可以發現，大多時候業者才是讓朝鮮人慰安婦受大如此龐大磨難的最主要因素。日軍並無下令透過國家強制力的方式「物理上的強迫」朝鮮女性從事慰安婦，多數朝鮮慰安婦在事後會有「被騙」、「被強拉」、「招募雛妓」的記憶，大多屬於中間業者及僱主為了利益所為，而非軍方系統性的命令。業者為了謀求利益不擇手段，更諷刺的事情是，這些雇主裡面還包含著朝鮮人。
當然，日本帝國動員女性從事慰安婦且軍隊明知道有強迫的案件發生，但未曾考慮過停止招募慰安婦，軍隊雖有取締違法行為但也並不積極，有朝鮮人被迫成為慰安婦的罪責軍方也脫不了關係，對此日本也應當負起法律責任面對。
但結構上的責任主體（日本帝國）、直接行為的責任主體（業者），應該分別而論，不能混為一談。若要進行法律上的追訴，比起日本帝國，或許更該負責的是那些利益薰心的業者。
不過由於業者的角色涉及了朝鮮人的身份，對於韓國民族主義的塑造來說相當的不利，背後夾雜著更多更複雜的國族關係，故此角色一直消失在慰安婦議題的討論之中，但這些人卻是最該負起強迫朝鮮女性從事慰安婦責任的角色。
上述的概念釐清，並不是要否認日本軍人完全沒有強徵過朝鮮女性、強暴過朝鮮女性，這些歷史上確實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容否認。在戰爭時期，因為軍紀不佳、軍國主義思維等因素的緣故，在當時也確實經常發生日本軍人強暴朝鮮婦女的事情，這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上述概念僅是要說明當時日本帝國並無透過國家的強制力來對朝鮮女性進行集體性的壓迫，大部分的受害事件只能用個案或結構性因素導致來解釋，不能上綱至國家暴力的層次。當然，日本帝國毫無疑問的要負起這些悲慘事件結構性的責任。
慰安婦的生命經驗各有不同，隨著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軍隊都會有著相當迥異的經驗，企圖要從單一視角來概括所有人慰安婦的經驗是沒有辦法的，無論是認為慰安婦都是賣春婦的慰安婦否定論者、或是認為慰安婦都是被強制抓走的慰安婦聲援者皆是如此。當社會容許的敘事視角過於單一，即有可能壓迫到某些人真實的經驗而造成傷害。
被需要的受害記憶
「受害的記憶被需要，和解的可能就會被排除。」（頁165）
有學者曾經說過：「國家的存在與延續是需要敵人的。」慰安婦的存在是韓國殖民的受害象徵，倘若「受害結構」遭受到了質疑，把日本化為敵人的情緒就會被削弱。慰安婦的個人情緒在許多人眼裡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這些受害經驗得以用來對抗日本以凝聚民族情感。但這樣的思維並無助於慰安婦問題的解決。
韓國與日本曾經進行幾次關於慰安婦議題的對話，日本政府認為當初的日本軍方並無集體性的強迫朝鮮人從事慰安婦，故無法負起法律責任上的「賠償」。不過在朝鮮人的受害上，日本有著一定的責任，日本也願意負起責任給予「補償」與道歉。不過談判最終皆因挺對協的介入而破裂，挺對協並不接受這樣子的論述，非得日本政府負起法律上的賠償，交由國會投票通過法律進行賠償才願意接受，故慰安婦的議題僵持至今。縱使在2015年日本與韓國達成了道歉與補償，但仍有部分民眾無法接受這樣的做法，而無法找到和解的可能性。
韓國社會關於慰安婦的敘事出現了這樣偏頗的問題，並不能全然地怪罪於挺對協身上，政府、學者、媒體的怠惰也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挺對協作為一個受害者聲援團體，有既定的立場並不需受到苛責，但論述缺乏挑戰，才導致了韓國社會對於慰安婦認知的傾斜，這是韓國社會的集體責任。由此可見得，慰安婦議題在韓國社會還有很漫長的路程需要面對。
國家與女性、慰安婦
作者繞過了「慰安婦是否是自願的」、「慰安婦是否為賣春婦」這類粗淺的討論，從較宏觀的「國家與人民」、「帝國與邊陲」、「男性與女性」、「富有與貧困」等結構性因素談起，從此視角出發更能釐清「朝鮮人慰安婦」在整個時代處於何種位置。
何其諷刺的事情是，從作者的爬梳當中可以發現，女性無論在各個時期皆只是維繫國家存在的手段，其主體性從未被彰顯。女性在戰爭時期成了帝國為了穩定軍心、拓展帝國勢力的工具，而在戰後這些女性並未真實地受到解放，反到成了另外一個「帝國」為了塑造自身存在的工具。甚至挺對協曾找尋同樣以國家暴力壓迫女性提供性服務的美國來共同譴責日本，這是何其矛盾的事情。「女性的受害」這件事情並不是當地社會關注的焦點，更多的關注在於是否能有效的打擊日本。慰安婦個體的經驗不被重視，在選擇性的記憶下，女性又再次成為了國家體系下的受害者。
必須再次重新地強調「即使他們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只要『日軍慰安婦』是當年日本國民動員的對象，他們個人的悲慘命運，毫無疑問的，就是殖民地的統治結構所造成的。」
日本在慰安婦的結構之中，毫無疑問的需要負起最大的責任。但即便在戰爭體制下對日本人產生了認同感，又或在從事慰安婦的過程中真心的愛慕、憐憫日本軍人，都不應該被視為「錯誤」而被否定，那都是真實的情緒。
無論是「日本帝國」或是「韓國」，國家都先後的壓制了慰安婦的認同以及記憶。在當時複雜的時代背景之下，那些認同不應該被譴責，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有足夠的意識以及勇氣對抗結構。也不該誇大受害或否證受害的事實，必須正視這些慰安婦複雜的情緒，和解才會變成可能。
